1937年，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我党为团结全民族力量，果断放下与国民党当局的过往恩怨，决定将红军的主力改编为八路军，东渡黄河，前往山西抗击日军。然而，这一决定背后，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——当时红军的规模远远超出了国民政府给出的三个师的编制范围。简单来说，红军在改编为八路军后，实际多出了3.4万人的编制。究竟红军如何从最初的几千人发展到近8万人的规模？而这些“超编”的部分，后来又是如何安置的呢？ 长征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壮丽的一次壮举，但这一过程中，红军付出的代价同样惨重。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时，兵力达到8.68万人。然而，经过湘江战役之后，这一数字锐减，最终只有不到3万人到达陕北。到了1935年10月，红一军团（包括缩编后的红四师）和红三军团的残部总数仅剩下7000人，甚至红一方面军的番号也被取消。幸亏红25军提前抵达陕北，与当地的红26军和红27军会师，合编为红15军团，才使得红一方面军得以恢复。 然而，虽然中央红军的出发兵力为8万多人，但并不完全是准确的数字。中央红军原本有五个军团，其中只有红八军团在湘江战役后被合并进了红五军团。红五军团最终更名为红5军，和红九军团（后更名为红32军）在“草地分兵”后联合行动。 相比之下，红四方面军在长征开始时的兵力就更为庞大，1935年3月，红四方面军下辖的红4军、红9军、红30军和红31军总兵力接近8万。然而，由于张国焘坚持南下四川，红四方面军到1935年冬季被迫退守四川西部，最终仅剩下不到4万人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由贺龙和萧克指挥的红二、六军团，兵力始终维持在8000人左右，直到1936年7月，红二、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，为了壮大红军力量并支持北上，红军总指挥部决定将红二、六军团与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。经过数年的努力，到1936年10月，三大主力红军终于会师，整体兵力大约为5.5万人。 但为了打通外援通道，红四方面军下属的红9和红30军，连同红一方面军的红5军，又组成了“西路军”向新疆进军。这支有21800人的队伍，大部分在与“马家军”的交战中损失殆尽，最终，留在陕北的红军人数一度只剩下33800人。 根据教科书和许多影视作品的叙述，很多人都认为红军在改编为八路军时仅有三个师的番号，兵力大约为3万至4万。然而，事实并非如此。到1937年，红军在陕北的实力已经得到了恢复和发展。特别是在“西路军”出发后，蒋介石还调动了大量军队，试图将红军彻底消灭在陕北。为了壮大自身，红军开始依靠沿途缴获的地方军阀武器装备，逐步将陕北及周边地区的红军游击队、赤卫队、县苏维埃警卫营等整编为正规军，形成了红27、红28、红29、红30军等新的番号。 与此同时，红军的东征战斗取得了显著的成果，不仅获得了大量的钱粮支持，还在山西境内扩充了兵力。到1936年底，“西安事变”爆发后，蒋介石一度邀请红军前往关中协防，在这一过程中，我党积极推动“联合抗日”的理念，吸纳了一大批热血青年。经过这段时间的积累，到1937年1月13日，中共中央进入延安县城，红军的供给状况也得到了缓解，部队的扩张变得更加有保障。 因此，到了1937年8月，陕北的红军兵力达到了相当的规模。具体来说，红一方面军有24000人，红二方面军有11500人，红四方面军有14800人；总部直属机关及院校人员约10000人，未编入三大主力的地方部队有14100人，“西路军”幸存者还有5600人。整个陕北红军的总人数大约为8万人。 此时，蒋介石显然意识到，国共联合抗日的局势逐渐成型，但他却始终未能完全放下戒心。自1937年2月起，国共双方就红军改编问题展开了长达半年的谈判。蒋介石的态度显得极为强硬，他一直试图将红军的规模限制在一个极低的水平，以便能够通过日军的压力消灭红军。最初，我党提出将红军编为一个路军，设四军12师36旅，但蒋介石一口回绝。随后，我党妥协提出仅编一个路军，下设四个师12旅24团，但蒋介石依然坚持“只能编两个师4旅8团”，最终，这个数字缩减到三个师，每师三团，最多15000人。 为了避免红军规模的过度缩减，我党提出了一些灵活方案，但蒋介石始终不予妥协，甚至提出干涉红军的领导层，并要求毛泽东和朱德等出国考察。这样的险恶用心，当然遭到我党的坚决反对。直至七七事变爆发后，局势急剧变化，蒋介石终于在9月22日同意了我党提出的3师6旅12团的方案。 虽然这一方案得以通过，但蒋介石仍然对红军的编制进行限制，甚至不承认新番号。为了突破这一限制，我军采取了创造新番号的方式。根据最终的方案，红一方面军的主力改编为115师，红二方面军改编为120师，红四方面军改编为129师。每个师的直属队都根据国军的标准进行了调整，但实际上，红军并没有严格按照12团的编制执行。 通过一系列巧妙的编制调整，我军最终解决了兵员问题。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员都被妥善安置。为了让多余的人员得以发挥，我军扩充了抗日军政大学，许多红军编余的干部和战士都成为了该校的学员。到1939年2月，已有1.2万人接受了抗大的轮训。 然而，面对长期的战争压力，红军也不得不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，那就是遣散那些无法安置的人员。部分因为身体原因不适合继续服役的人被派回了原籍。比如，红4军的副军长刘世模，原军委警卫团团长朱水秋等因伤病未能回到延安。 尽管如此，随着八路军在山西打出了“平型关大捷”，我党在华北地区逐步站稳了脚跟，红军的规模也在不断壮大，开始全面进入发展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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